二马路党校到了。我給的哥25块钱，下车，撑了雨伞，走进了党校。
　　香烟摊子里，白衬衫的女孩，低着头阅读着杂志。她对面守摊子的是个干瘦的黑脸妇人，她用黑色的抹布擦着玻璃柜。这是一段较长的斜坡，右边旧楼的花坛上长满了紫罗兰，粉红的花朵儿开繁了，紫罗兰倒垂在空中，安静地享受着毛毛雨的滋润，我不由得多看了紫罗兰几眼。
　　一辆白蓝相间的出租车从我身边冲了上去，丢下乘客，又赶紧掉头溜走了。
　　门卫室里，一家人在吃饭。方桌上，一对老年夫妇对坐着，另一对中年夫妇也是对坐着，那瘦小的花衣裳女孩靠着胖子妈妈身边，很听话地往自己嘴里送饭。
　　“师傅，补考是不是在里面？”
　　“唔，是的”胖妇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大声地补充说：“哦！今天周六，现在没人，你等会儿来吧。”
　　“唔！”我还是进了去，围在几个补考的人后面，粗略地浏览了教学楼门口贴着的补考通知，我属于第四考室，只是还不晓得下午是先补考《管理学原理》呢，还在《中国经济地理》。看时间还早，我转身向大门外走去。
　　胖妇吃过了饭，立在露天坝剔牙。这雨就像胖妇时不时剔牙吐出的残杂，东一粒，西一颗的。我干脆收了雨伞。
　　回到党校，见乡下模样女人提了大串钥匙上去开门，门口席地两女一男停了斗起地主扑克，女人把丝袜里的零钱掏出来后，都起身給开门的让了路。
　　监考的女老师50来岁，短小发辫，口红鲜艳，纹眉的痕迹明显，也苗条，斯文人。她在讲台撕牛皮信封。一个年轻男子进了教室就嚷嚷“我没有书！”他见无人理睬，来到我的座位前，我指了右边课桌的抽屉，说：“那里面有几本书。”那男子找了去。
　　监考老师用我的笔抄写我的考号和学号后，给了我考卷。我开始翻书抄答案，我正犹豫不决是该填写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呢，还是法约尔。另一个女老师已经在后面收缴考试费了，我起身过去问，“多少？”　
　　“20块。”
　　“是一科？还是两科？”
　　“一科。”
　　“我考两科。”递过一张50元的崭新票子，我有些舍不得，那票子是新的，我喜欢新钞票在荷包里，――这是我的怪癖。找回10元钞票，果然皱巴巴的旧。
　　“等着，我去下面开收据给你。”我回到座位，开始重复翻书找答案。短小发辫到我身边，反复告诫，说“她把收据开给你，你一定要保管好，不然明天见不到收据还会收的。”我无暇看她说话，埋头翻书，不停地点头。
　　“我没有书啊！”那男子又冲着监考老师嚷嚷，“没有书怎么考试啊？！你找班主任要啊！”
　　“老师没有给我！”
　　“没有书怎么考呢。”隐约听说那监考的女老师出去给他找书去了。考室里安静了，只是听见笔在薄薄的卷子上书写，发出笔和纸张与木桌之间的那种声音。
　　……
　　 “呵呵，那位老哥该交卷啰”我抬头看去，讲台上换了张男人的脸。教室里坐着的就我自己了。见还有一些选择题没有完成，我问这能够及格么。
　　“呵呵，会的。”老师是个吸烟的，我递上一支香烟給他，对方说谢谢。我们匆匆微笑着对视了一下，他比我老些。
　　第二天上午的考试我是第一个交卷的，又给老师递去一支香烟，这次我看清了他的脸，――长期抽烟的人的慵倦的脸，少红润。
　　我慢悠悠出了党校的大门，上了大街。我买了美国爆米花，见一个奶奶带着小孙子在买“香酥烤鸭”，我也买了一支。玻璃窗里的女人白净，听那口音重庆的，感觉蛮亲切。我又去了一家牛肉干专卖店，买上几十块钱的牛肉干，这可是达州市的特产风味，其灯影牛肉据说跟元稹有关。
　　我上了8路公交车。公交车上悬吊着两排整齐的扶手吊环，上面是一色的生发、养发、护发广告，背面写着“快者五天见效，慢者七天长发”可广告下恰好立着的就是一个胖子秃头，相映成趣。这让我想起丁聪的漫画，有些想笑。广告词语无须任何修饰都比文学语言夸张。
　　公交车上了大桥。桥下是混浊的黄汤洪水。桥下的堡坎被洪水冲垮得厉害，民工们正在抢时间加固。到了客车站滞留了一会儿后，我放弃了这慢腾腾的大客车。
　　出站，钻进了出租车。我想在雨中赶紧回家，争取吃上妻子亲手做的午饭。